机气林智能科技2019提供自动化零件，工控产品，工业机器人，以及机器人零部件。

　　机气林智能科技有话说：

　　市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市面上的导航语音大多数都是女声，大型科技公司的智能语音助手默认都是女声。苹果Siri、亚马逊的Alexa、谷歌的Google Assistant以及微软的Cortana中，只有Siri可以变成男声，而其它的智能语音助手就只有女声的设置。

　　很多人批评这实际是物化女性在科技界的表现，即试图塑造一个拥有完美身体但心智不足（完全受自己控制）的女性机器人。她们简单而性感，是玩物，是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一个人。

　　假如你有机会设计一个机器人，你希望它是男是女或是没有性别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寻找答案。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改变社会认知的文学类型，经由达科·苏文所定义的“认知疏离”叙事方式，读者得以理解不同于真实存在的社会体系与人类境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对于性与性别的书写与思考。

　　但对于性别议题的探索并非从科幻诞生之日便开始。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爆发的反文化思潮以及新浪潮运动奠定了这一基础。在此之前，大部分科幻作品至少在其叙事层面上刻意忽略了性与性别，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科幻作品发表的主要媒介为杂志，而杂志的受众群体被定位为青少年尤其是男孩。

　　但即便如此，许多的黄金时代作品仍借由构造不同种族与性别的“他者”也就是外星人形象以及放置在未来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叙事，来隐晦地探讨性别权利，尤其是女性主义的议题。

　　自1880年“女性主义”这个词被发明以来，对于它的定义与理解可以说跟对“科幻”的定义和理解一样纷繁复杂。近200年来，作家们一直有意识地使用科幻小说来戏剧化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与社会和技术变革密切相关，且充满了政治性。

　　早期常用的方式包括让遭受性与性别不平等的角色到异世界（外星球）或异时空（未来）进行游历，来表达一种想象性的女性权利解决方案。例如，丽莉斯·洛林（Lilith Lorraine）的《进入二十八世纪》（1930）的主角们享受无劳动节日的美食和起泡饮料，而莱斯利·斯通（Leslie F. Stone）的《带翅女人》（1930）将家务委托给机器人。与此同时，在苏菲·温则尔·艾利（Sophie Wenzel Ellis）的《光明生物》（1930）中，分娩的危险被完美的玻璃子宫所消除。这些故事用罗宾·罗伯茨的说法就是，“用女性主义的童话来对抗我们文化中厌恶女性的故事”。

　　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科幻作者幻想这样一种未来，女性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改变人类本身，从而克服异化和保证与男性之间的平等。正如哲学家舒拉密·费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性别辩证法》（1970）中所说的那样，“与经济阶层不同，性别阶层直接来自生物学事实：男人和女人被创造出不同的而非同样的特权”。费斯通认为，新的生殖技术是消除性别差异的关键。

　　这个时期的科幻作家批评性和经济剥削，同时赞赏试图阻止这种行径的女性。包括丽莎·塔特（Lisa Tuttle）的《妻子》（1979），玛吉·皮尔斯（Marge Piercy）的《时间边缘的女人》（1976）和苏兹·查纳斯（Suzy McKee Charnas）的《走向世界尽头》（1973）等故事都想象未来女性变成玩偶般的生物，以取悦她们的丈夫。她们想象女性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包括自杀、战争以及原本属于男性的科学本身。有些作者同样探索通过家庭和生殖改革创造真正平等的新世界的可能性。比如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guin）在《黑暗的左手》（1969）中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来展示雌雄同体的文化如何分配生育责任，从而更公平地分配权利关系。这些作品展示了男性和女性如何通过使用技术来重新分配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来实现充分的人性。

　　在追求性和性别平等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为科幻作者带来了新的议题。与早期许多将科学视为性别歧视一部分的女性主义者相反，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认为，认真思考科学、社会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应成为所有女性的核心优先事项。

　　在堂娜·海拉维（Donna Haraway）开创性的《赛博格宣言》（1985）中，她发掘出女性主义、酷儿、政治经济学和科技的理论联系，并将赛博格（人机合体）视为一种混合主体，以超越主流叙事，尤其是与性别和性相关的叙述。赛博格、外星人、跨物种生命、虚拟身体，所有这些作为科幻的又一种“他者建构”，动摇了权利与身份认同的话语体系。这重新想象了朱迪思·巴特勒所谓的“性别表演”，即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即是表演性的。

　　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的《血孩子》（1984）和《种族灭绝》三部曲（1987-89），以及她最后一部作品《雏鸟》（2005）中，对跨物种和跨性别角色的塑造，对人类与异族交配、繁殖以及复杂性共生模式的处理，表现出了深刻而无所不在的权力色彩。在《种族灭绝》里，被称为Ina的吸血鬼外星生物与人类的“共生体”保持着互联，多元的关系。由于人类依靠Ina生存，反之亦然，欢愉与权利变得不可分割。基于Ina对人血养分的需求以及人类对Ina“毒液”的成瘾，将肉身性与习得性的欲望融为一体，既是非自愿的（因为受到身体需求的驱使），又是自愿的（因为共同生存所必需）。

　　在探讨女性主义的科幻作者中同样不乏男性的身影。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创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惊奇故事》主编雨果·根斯巴克（也是雨果奖名字的由来）便批判了现代节育运动。自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男性作者已经习惯于将女权主义纳入自己的主题。如在赛博朋克（英语Cyberpunk，是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朋克Punk的结合词，是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作主题的科幻故事分支）领军人物布鲁斯·斯特林的《网中之岛》（1988）和《圣火》（1996）中，探索了新的信息和生物医学技术如何解离女性的传统生活模式，从而鼓励她们与家人和更广阔的世界建立新的关系。这些故事展示了男性和女性一样，能够使用科幻来创造性地改写对科学，社会和性别的主流理解，从而在新的千禧年到来之际重新结构我们的思想。

　　另外一种值得关注的科幻性别写作来自粉丝及同人（Slash）创作，通常是基于流行的电影、电视和小说叙事文本，对现有科幻角色进行配对，通过科技（基因改造、生物工程、人体增强等）来塑造技术化身体及改写欲望叙事，带有强烈的情色意味。

　　从这些相对边缘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对传统婚恋模式，欲望二元模式的真正挑战：在边缘人群作家、少数族裔作家，以及粉丝同人作品中，他们开创性地使用传统的科幻符号和技巧，来营造出让读者感到疏离同时愉悦的性别设定。

　　由于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也由于长期以来对科幻文学的定位停留在科普或少儿文学方向的创作上，中国当代科幻作品中对于性与性别议题的探讨仍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尽管在女性代表作家如赵海虹（《伊俄卡斯达》）、凌晨（《潜入贵阳》）、郝景芳（《流浪玛厄斯》）、夏笳（《中国科幻百科》）、迟卉（《归者无路》）中都通过女性角色视角完成了对想象性世界的探索与秩序重构与和解，但并未能借助科幻的认知框架更进一步的颠覆与讨论性别议题本身。更加直白地说，这个议题并没有如其他男性占据主导的科幻传统议题（如资源争夺、阶层冲突、科技异化、赛博朋克等）般引起女性作者的兴趣，而造成很多时候中国女性科幻作品的“去性/性别化”倾向。

　　有趣的是，中国男性科幻作者却在这方面展现出比女性作者更为自觉的探索热情，如韩松在《美女狩猎指南》《柔术》《红色海洋》等作品中，对于性别与权力意识、禁忌的挑战与建构都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刘慈欣的《三体》中塑造了或许是中国科幻文学史上最为复杂立体的女性角色——叶文洁与程心。在敝作《G代表女神》当中也围绕着性和权力这一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并获取了相当热烈的读者反馈。但纵观比较，中国当代科幻对于性与性别议题的书写与探索依然稀缺，或是停留在表层的符号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到文化基底之中，这与整个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程度亦是密不可分。

　　终究，科幻文学与文化反映的是我们的现实世界，无论是保守观念还是挑战性别现状的叙事探险，这些故事都为我们展现了许多不同的欲望形式与亲密关系。而在这些或然时空里，永远不缺乏的是崭新的性与性别的可能性。

　　（作者：陈楸帆，系科幻作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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